。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

谶。

青春片是为系报写的专栏。

谶。

金棕榈最佳影片奖 (Palme d'Or) : 能召回前世的布米叔叔
　　- 导演：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 (泰国/西班牙)

　　
评委会大奖 (Grand Prix) : 人与神
　　- 导演： 夏维尔·毕沃斯 (法国)

最佳导演奖 (Prix de la mise en scène) : 马修·阿马立克
　　- 作品：巡演 (法国)

最佳编剧奖 (Prix du scénario) : 诗 - 导演：Lee Chang-Dong 李沧东 (韩国)

最佳男演员奖 (Prix d'interprétation masculine) : 贾维尔·巴尔登
　　- 作品：Biutiful 美错 (西班牙/墨西哥) & Elio Germano 埃里奥·杰曼诺
　　- 作品： 我们的生活 (意大利/法国)

　　最佳女演员奖 (Prix d'interprétation féminine) : 朱丽叶·比诺什
　　- 作品：合法副本(法国/意大利/伊朗)

　　评审团奖 (Prix du Jury) :  尖叫的男人
　　- 导演：马哈曼特·萨雷·哈隆 (法国/比利时/乍得)

　　金摄影机奖 (Camera d'Or) :  闰年
　　- 导演： 迈克尔.罗薇 (墨西哥)

谶。

第60届柏林电影节获奖名单


最佳影片金熊奖：《蜂蜜》(土耳其/德国)

评审团大奖银熊奖：《口哨》(罗马尼亚/瑞典)

最佳导演银熊奖：罗曼-波兰斯基(《捉刀手》)


最佳编剧银熊奖：王全安 金娜《团圆》(中国)

最佳男演员银熊奖：格里高利-多比亚津 普斯科帕里斯(《如何结束这个夏天》)


最佳女演员银熊奖：寺岛忍(《毛毛虫》)

终身成就奖：汉娜-奇古拉、沃尔夫冈-科尔海斯

谶。

【成长如惊慌失措般重逢。】


距离玩具1上映已经有了惊心动魄的15年  
感叹过千万次时间迅猛如刀   真正化成实物还是忍不住抖了下眉头

当年的玩具总动员开启了一个时代的电影革命
当年的我还不过小学二年级 以为天地就如书包一样大小 以为可以永远这么翻天覆地下去
怀旧往往让人产生错位 美好就这样一批批生产出来
掂起书包往外倒 卷页的教科书 黑黑的作业本 咬满牙印的铅笔
简简单单  我想我还记得

玩3如今也学会了深刻 和所有即将长大的孩子逐一道别 或者重新相逢
我想一个人终究还是要忘掉过去 总是有新鲜炙热的记忆等着我们去承诺去懊悔
回忆与成大这种永久性命题 已经不能替换任何现实

而这又将是新的曾经。

谶。

这篇影评转自王怡，基督徒，异见人士，法学教授。







我们这代人都要湮没

        有人说，喜剧是挠痒，悲剧是刮痧。中国的电影，大抵如此。
　　
　　一个倡导生命教育的沙龙上，末了，主持人说，我们这代人都要湮没的。这话忽然让空气变得坚硬起来，每个人张口喘出来的气，就像电影里成群的蜻蜓，飞在大地震的前夕。
　　
　　其实每一代人都要湮没，每个人都要入土。只是当世界向着我们铺开时，永远是这一代人的湮没，占据着显赫的历史而已。
　　
　　因为上一代人的湮没，已经湮没了。而我们的湮没，还正在湮没。
　　
　　人类的情感，往往抓大放小，或避重就轻；嫌贫爱富，或重男轻女。其实，死于大地震，和死于饥荒，死于人祸，在失丧的程度上并无不同。就像我死在青海劳改营的祖父，并不因为他没有机会与24万人同死，他和他少数狱友的死，就不知轻重。或者说，当一代人湮没的时候，就像汇成一曲挽歌，其中有高音，也有低音。而任何一个高音，都不能独立于那些默然的低音而存在。不然，就泣不成声，曲不成调了。
　　
　　然而，人们的记忆、情感、眼泪和勇气，总是有意无意的，倾斜在那些无法、很难或不宜追究同类之责任的灾祸上。就像父母在外人面前为儿女护短。宇宙中若真有一位审判者，人类的倾向，就是在他面前为同类护短。这就像集体诉讼，因为辩护的利益，终将归于自己。
　　
　　让单独的人去和老天打官司，灾难就被分割成了一个一个单元，就像殡仪馆把死者收藏在不同的抽屉。于是，对国家而言，死亡不再是一个群体性事件。对世界而言，灾难指向世道人心的尖锐性，也被消解了。
　　
　　就像电影中，废墟上的一位母亲仰面喊道：
　　“老天爷，你个王八蛋”。
　　
　　假如冯小刚真有勇气将1976年的大地震，还原到1976年的中国政经场景中去，这句话就可能显得有点指桑骂槐。但痛心的是，32年前的历史，不但已在族群记忆中近乎失踪，也在这部影片中刻意被湮没。因此，导演这一句叫喊，就显得好没来由。因为唐山人民，半个世纪以来，就从不知道有一首叫做“没有老天爷、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幸福的生活，不曾归荣耀给上天，满腔怨恨，又从何而来呢？
　　
　　于是在电影中，军队作为国家的唯一在场的代表，就单单成为了拯救者和孤儿收养者的象征。国家是养母，不是亲妈。“亲人永远是亲人”，这句被强调的台词，就被赋予了一种逃离国家主义的寓言性含义。
　　
　　因为这一百多年来，我们养成的习惯是，在革命的年代，把家恨征用为国仇；在建设的年代，则把国家的灾难承包出去。
　　
　　电影横跨了这个民族的两场大地震，之间，幸存的母亲下岗了，救回来的弟弟也下海了。如果勉强将影片视为一个32年的民族寓言，那么和“军人”一样，“个体户”也是一个充满象征性的身份。它不但指向一个国有经济的私有化过程，也指向一个民族苦难的私有化过程。
　　
　　因此，冯小刚选择了一个伦理困境的故事，来表达灾难之于人性的消磨与更新。他的确成功地将大地震的意义，从历史、社会的背景下剥离出来，定焦于一个苦难的个体户。还是要承认，一如既往的，他对时代精神的狡黠的拿捏，也总是超过同辈。
　　
　　换言之，这部电影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真正构成1976年民族记忆的一部分，也不构成我们32年来灵魂创伤的一部分。导演显然希望通过这种剥离，能够赢得主旋律的饶恕，从而安全地去讲一个关于饶恕的故事。这一点是很吊诡的。当年的第五代导演，他们是埋头在时代性之中，去叙述一个超时代的寓言。今天的冯小刚，却期望在某种寓言性的氛围中，去叙述一个时代性的故事。然而一个被湮没的时代，并不只是靠着冰棍、风扇或手腕上画的手表，这些记忆的残骸可以复原的。一块水泥板，压着姐弟们；一块水泥板，压着八亿人，这是可以被联想，却无法被原谅的一种剥离。
　　
　　尤其当我身边，坐满了经历过汶川大地震的90后的观众，我有些绝望的想，如果这部电影无法帮助他们理解两场大地震之间的中国，它又怎能帮助他们理解两场大地震之间的灵魂呢。
　　
　　不过在历史部分，还是出现了两个象征性的镜头。一是那栋有着红五星标志的苏式建筑，在母亲眼前轰然崩塌。一方面，红五星如此显眼，另一方面，她的亲人就住在红五星下面。她的家庭和她的国家，其实是血肉相连的。这是唯一的，将一座城的毁灭，一个家的罹难，和整个时代的湮没勾连起来的画面。若连这个镜头都没有，那些一闪而过的毛泽东画像，无产阶级专政的标语，就将在能指与所指之间，遭遇一场更大的地震。
　　
　　另外，是三月之后，铺天盖地悼念领袖的画面。事实上，这是一个怵目惊心的对比。因为电影在地震后的唐山，没有给出任何一个戴孝、哀悼或痛哭的镜头，甚至连一朵白花都没出现过。然而，包括孤儿寡母在内，当他们为一个遥远的巨人披麻戴孝时，他们那些私有化的哀恸，才得到了一次国有化的机会。
　　
　　姐姐在水泥板那头，听见了母亲说，“救弟弟”。到底上天有眼还是无眼呢，竟让她在尸体堆里复活了过来。从此，母女两人分别活在罪咎和怨恨中。姐姐被收养，她假装失忆，不愿回到唐山。换言之，她们从此都活在地狱。地狱从来不是地震带来的，地狱从来是人类的选择带来的。在监狱，有统计说70%的罪犯都认为自己是被逼的。这话也对，的确是因着某一种处境，才把人心中的毒素逼出来了。换个说法，就是一个外在的试探，让里面的罪活了过来。
　　
　　有时，我们的确难以去评价那些处于道德困境中的人。但母亲在之后的32年间，活在无法重建的心灵废墟上。这个事实，已显明她的选择无法带给自己无亏的良心。我们若承认，人类良心的水准，只可能低于宇宙中的道德律，而不可能比宇宙中的道德律更加道德。那么，即使我们不从外面去做论断，但母亲的自我惩罚，已自我定罪了她当初的选择是不道德的。
　　
　　因为那个把家里唯一的西红柿给弟弟、不给姐姐的细节，已显明在母亲心里，更加偏爱弟弟。32年后，母亲跪在女儿面前恳求饶恕，为她预备了一大盆西红柿。事实上，她的确和千万中国人一样，看儿子的价值高于女儿。也正是这种价值观，在她的良心中不断地定罪她自己的选择。而一切灾难和灵魂受苦的意义，也无非是使人类赢得一个机会，去重新反思和扭转自己那些错误和可怕的价值观。
　　
　　同时，就像电影中的孔明灯，写着“感恩”两字一样，如果你相信无论在道德上还是在能力上，上天都高于自己。那么在一切道德困境中，“拯救”就不是人类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道德责任。“不能杀人”才是人类在宇宙主宰面前的道德责任。换言之，你可以尽自己努力而不一定成功救人，但你一定不能杀人。但当母亲说出“救弟弟”时，不可否认，她的意思表示和内心意念中，均包涵了对在救援中主动导致姐姐死亡的同意。这一同意事实上已构成了杀人。母亲在那一刻的意念，无法通过自己即使是残存的良心的审查。
　　
　　无论如此，这仍然是冯小刚迄今为止，最接近于伟大的作品。因为他让这对母女，先后触碰到了生命的议题。冯小刚至少扭转了一个张扬大爱无疆的央视化的方向。其实他努力在说，人的爱都是自私的。假如没有大地震，人们可以一如既往的、自私地去爱。但灾难的意思，却把我们逼到了墙角。一逼到墙角，情感和道德就变形了，我们的罪就被逼了出来。这个罪，既包括了自私，也包括了怨恨。无论是赶到唐山“要把方家的孙子抱走”的奶奶；是“没有他们我就活不下去”的生母，还是“我可不愿意得而复失”的养母。
　　因为灾难给我们最大的哀伤，不是因为失去了完整的爱，是因为从中看见了残缺的爱。
　　
　　到了90年代，姐姐在另一种现代式的苦难中，作出了与母亲不同的选择。她未婚怀孕，男朋友陪她去作人流。但她拒绝了。她说，别人可以去人流，但我绝对不可以。因为我是唐山人，我是从死人堆里活过来的。你不懂什么叫生命，所以其实你也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爱。
　　
　　这或许是中国电影迄今为止，最伟大的一句台词。如果大地震真能带来这个国家对生命观念的更新；如果唐山市这三十年来的人流数，会低于其他城市；如果我们不需要从大地震的死人堆爬出来，也能像这个死而复活的女孩一样，停止把我们的安逸建立在杀死后裔的基础上；那么，大地震就真的能够成为对这个民族的祝福。就像在电影中，32年后的汶川大地震，成为了对姐姐的祝福一样。她用对别人的救援，释放了自己的苦毒。因为什么是你的痛苦，什么就是你对别人的祝福。
　　
　　在这个意义上，这或许是中国第一部反堕胎的电影。冯小刚特别借用姐姐坚持生下孩子、将她独自抚养成长的选择，责备了这个当下的时代。因为无论是在婚姻内，还是婚姻外，我们这个社会在堕胎、引产中所杀害的生命，每一年，都能填满十座唐山。
　　
　　真正的爱，是母亲怀念父亲时所说的，“拿命去爱”。地狱从来不是地震带来的，地狱是人类的选择带来的。在什么样的选择中，我们这代人都要湮没。

谶。

第67届威尼斯电影节完全获奖名单

谶。

第61届柏林金熊奖

最佳影片金熊奖：《内达和西敏：一次别离》，伊朗，导演阿斯加尔·法尔哈迪；

    评委会大奖银熊奖：《都灵之马》，匈牙利、法国、德国、瑞士合拍，导演贝拉·陶尔；

    最佳导演银熊奖：乌尔里希·克勒 （《嗜睡症》，也译《沉睡的疾病》，德国、法国、荷兰合拍）；

    最佳编剧银熊奖：乔舒亚·马斯顿和安达米昂·穆拉塔吉（《血之救赎》，美国、阿尔巴尼亚、丹麦、意大利合拍，导演乔舒亚·马斯顿）；

    最佳男演员银熊奖：巴巴克·卡里米、佩曼·莫阿迪、阿里·阿斯加尔·沙赫巴齐（《内达和西敏：一次别离》，伊朗，导演阿斯加尔·法尔哈迪）；

    最佳女演员银熊奖：萨伦·巴亚特、萨里娜·法尔哈迪（《内达和西敏：一次别离》，伊朗，导演阿斯加尔·法尔哈迪）；

    杰出艺术贡献银熊奖（颁给摄影、剪辑、美工设计及道具）：沃伊切赫·斯塔龙（摄影）、芭芭拉·恩里克斯（美工设计）（《奖励》，墨西哥、法国、波兰、德国合拍，导演葆拉·马尔科维奇）；

    阿尔弗雷德·鲍尔奖（为纪念柏林电影节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鲍尔而设）：《不是我们那是谁》，德国，导演安德烈斯·法伊尔；